人工智能(AI)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变革性影响，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困境。在人工智能影响下，生产模式的“智能化”与“本地化”，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优势趋于消失，结构性失业压力越来越大，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智能化武器的出现，冲击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军事实力，加大反恐难度，加剧发展中国家军事安全的脆弱性;先进国家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危及发展中国家安全，加剧发展中国家对外关系和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

因此，如果任由AI野蛮生长，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世界将走向一个更加不平等的时代。如何逾越AI时代的“南北”鸿沟是全球性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发展中国家的“两步走”方略

受限于自身国力和西方霸权国对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垄断，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注定是较为漫长的系统工程。故而可以考虑采取“两步走”的方略。

第一步是“曲线救国”。首先在国家层面提高对人工智能重要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大力建设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例如，发展人工智能需要充足的电力支持，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缺电少电是常态，因此第一阶段就要完善国家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打好发展人工智能的配套基础。其次，可以打造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要的大数据库。大数据库依赖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持，因此，完善4G、5G等互联网技术是第二阶段的关键。之后，可以结合国际援助和本国努力，进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第二步。

第二步是抓住机遇、统筹兼备、多措并举。首先，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发展中国家要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智能产业布局、智能城市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层面积极制定相关战略。其次，建构融入人工智能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和进入人工智能产品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际援助并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与研发人工智能技术。最后，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联合反恐和核武器防控机制。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转变军事发展理念，提高对智能化武器和作战方式的认识，改革相关制度，加强技术和人才引进，推动本国智能化军事发展。

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完成这样的“两步走”方略，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距，避免在人工智能时代被甩得更远。

构建AI全球治理体系

要避免人工智能时代的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发达国家也需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

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推动建立兼顾友好性与正义性的人工智能多方合作协调机制，搭建安全合理的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框架，保障人工智能系统的友好性，正确处理人工智能所涉及的安全和伦理道德等问题。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主动营造良性友好的国家间互动关系和发展环境，推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开展深层次合作与协调。发达国家要极力克制对发展中国家的降维打击，维护自身形象。由此建立人工智能国际向心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建构多边、民主、透明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搭建多边参与、多层治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平台，推进各方在平等基础上以友好合作的态度开展深度对话，形成共担、共治、共享的多边合作模式，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机制，制定相关国际标准。

除了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外，还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高校开展人工智能的世界合作与学术探讨，大力建设人工智能治理的智库与专业团队，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此外，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伦理法规与价值体系必不可少。这个体系要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兼顾司法公正与各国利益及国情的协调统一，对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系统中的复杂关系进行合理调整，严厉打击非法、不符合既有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行为，促进人工智能对国际社会的正向效应，实现国际公共利益最大化，使技术始终朝着有利于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健康发展。

中国方案助力应对AI难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是负责任的大国，且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上具备较好的基础，可以在该项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发挥更大作用。

——树立安全、开放、包容、合作的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理念。

中国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削减由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国际离心力”，实现人工智能共商、共建、共享。

——搭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多边合作框架。

在全球层面，推动“联合国+大国合作”框架，联合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主要行为体，在人工智能安全、智能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合作;在地区层面，推动“联合国+中等强国协同”框架，联合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南非等中等强国，协同处理人工智能发展议题，发挥中等强国的地区性优势;在特定事务层面，推动“联合国+小国参与”框架，联合各小国或小国联合体，在智能产业援助、人工智能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小国的独特作用。此外，要积极推动搭建“联合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框架，联合非国家行为体在人工智能议题上发挥相应作用。

——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实践为基本路径推动人工智能全球协调发展。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智能化经济发展共同体。建立沿线国家人工智能合作平台，引导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工智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智能化产业，建立具有包容性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工体系，以智能化产业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打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困境。建立沿线国家人工智能技术互惠共享机制，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打破发达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绝对垄断，打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困境。

——围绕上海合作组织，打造人工智能安全共同体。

首先，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武器应用限制标准和法规，通过友好协商交流，制定智能武器应用限制标准，确保人工智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有序应用。其次，建立健全智能联合反恐合作框架，通过联合开展“反智能化恐怖袭击”演习等多种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反恐能力。联合各方建立智能恐怖袭击预警机制，主动应用人工智能手段达到反恐的目的与效果。再者，建立健全核武器防控机制。加强与拥核大国的沟通协商，解决受人工智能冲击的全球核战略平衡问题。积极协助拥核小国解决相应的安全问题，建立全球核武器防控机制，协助其克制战术性核武器的使用，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安全。最后，推动建立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常态化、专业性国际机制，集聚多方智慧，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安全困境。(作者：周琦 蒲松杨 单位：湘潭大学amjs60885金沙·主頁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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