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廖永安，湘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amjs60885金沙·主頁欢迎您党委书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金秋时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如何领会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日前，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湘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廖永安教授。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定海神针

湖南日报：您好。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其重大意义在哪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什么样的关系？

廖永安：我首先讲讲二者的关系。

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只有坚定“四个自信”，解决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定海神针。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钥匙和总开关

湖南日报：《决定》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时，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是否可以说，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钥匙和总开关？ 

廖永安：98年前，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让社会主义制度在古老的东方大国扎根生长。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铁的事实证明，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方向坚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同理，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钥匙和总开关。理由主要有三个：

第一，党的领导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理想和目标持续开展伟大斗争，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到实行改革开放，最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有了路线和方向保证。

第二，党的领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力量源泉和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仅与各民主党派结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而且经受锻炼考验，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品质、凝练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起完善的组织体系、培养出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练就了全面的战略决断能力，因而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党的领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富的经验积累。中国近代百多年的历史中，许多革命先驱，许多政党和政治派别，都没有找到国家振兴和民族解放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指引中国人民找到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并且能够提供成功的经验，包括国家能力、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振兴、国际战略等。

 3.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湖南日报：《决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们怎么理解和把握“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这一特点？

廖永安：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从民族文化看，这一特点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经五千年历史的锤炼，中华民族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薪火相传的文化自信气质与积淀的历史底蕴使然。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悠久，很早就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在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中，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社会交往、广泛的经济联系、统一的政治行政司法体制等，在共同经历重大危机、重大灾难、重大事件的过程中，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社会中的个体性要素产生共同体意识，形成向心力，在政治制度安排的框架之下形成国家认同。

从历史发展看，这一特点是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伟大的成就说明，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深得人民拥护，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从中国实践看，这一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4.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共建共治共享是关键，制度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是路径

湖南日报：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走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有什么显著特征？

廖永安：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社会治理的成效决定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成效。

说社会治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首先要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是我国社会治理最鲜明的制度特色。历史和实践表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国治理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陷入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一事无成。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把握社会治理的正确政治方向，优化社会治理资源的科学配置，提高社会治理的最终成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充分发挥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和全盘谋划，把各方面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凝聚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推进社会治理各项事业的高效发展。具体到社会矛盾化解中，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枫桥经验”，还是21世纪的“新枫桥经验”，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正是得益于党中央主导的政治优势和各级党委的积极推动，尤其是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组织网络和群众路线，才能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源头治理。因此，加强党的领导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其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中国社会治理不同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守夜人”式的、最小政府的单向度社会治理，中国社会治理强调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注重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结合，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统筹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单纯依靠国家或社会都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为此，必须把各级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社会多元力量整合起来，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全民”意味着国家、社会、公民共享治理权力的主体性，“共建”意味着国家、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共享”意味着社会治理成果由社会共同体获得和享有，最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因此，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提高中国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钥匙。

最后，坚持制度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决定》提出的各项社会治理制度无疑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在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时，特别增加了“科技支撑”的新表述。这是新时代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时代要求。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互联网虚拟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变化，移动支付、人脸识别、人工智能、云计算、云储存、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农业、制造业、金融业、教育、医疗、司法等各个行业和领域，引领了社会治理技术的根本变革。然而，现代新科技在为社会治理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对网络安全形成了巨大威胁，加剧了社会风险预期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难度。因此，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在享受新技术所带来益处的同时，既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忽视科技带来的潜在威胁，也不可因噎废食与新技术自我隔绝。只有以新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基础搭建全方位、立体化、开放化、模块化、一体化的社会治理技术平台，提高社会风险的防控能力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治理制度的效能。

5.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归根到底是要回答“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

湖南日报：民生永远是最大的政治，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请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为什么这么提？  

廖永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六个方面的要求，其中第一个就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我认为，归根到底，这还是在回答“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是巩固党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就是要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激励我们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是党永葆年轻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就是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是进一步保持党的纯洁性，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进一步保持党的战斗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是党继往开来、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需铭记历史。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可以引领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提高党性修养，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唯有深刻铭记历史，党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新的任务、攻克新的挑战、取得新的成绩。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是化解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可以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到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工作的各个环节，覆盖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立场和力量源泉，可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巨大成功，“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事情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具有什么样的国际意义？

廖永安：习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契合各国人民共同期盼。因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越来越重要的独特贡献。中国在深刻地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这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进程中不可改变的历史大势。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成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成功，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更是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成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理论意义，就是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球化意识。当前，西方国家陷入了贫困化、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党派政治极化加速社会分裂以及西方制度吸引力弱化等制度性困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超越了国别、党派和制度的异同，汇聚起各国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蕴含着人类都接受的共同价值，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文明共生共存具有普遍借鉴意义。此外中国道路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中国道路也打破了 “西方中心论”。中国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成事，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新的体制参照。以此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

范式意义，就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化的发展样本。当前，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制度性困境，社会主义国家稳中有进，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和力量结构出现新变化，是百年未有之现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围绕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开辟了一条成功道路，为解决人类问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东方文化的历史底蕴和马克思主义的基因特质，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它在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探索中，为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选择。

实践意义，就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同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和当今世界大变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的个性和特色，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成为可复制、可分享的共同经验而得到普遍认可；通过总结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经验，可为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参考借鉴。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前景，必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当此风云际会之时，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载《湖南日报》2019-11-9第5版

http://hnrb.voc.com.cn/hnrb_epaper/html/2019-11/09/content_1421709.htm